報載，河南一保姆遭拖欠工錢，偷竊雇主手機被判刑10年并處罰金2萬元。這一判決引發(fā)爭議。保姆表示真沒想到手機價值6萬多元，多名律師認為此案判10年量刑過重，河南的一名律師愿為該保姆免費提供法律援助。(7月1日《山東商報》)
質疑
偷手機被判刑
欠薪怎么無事
因欠薪偷手機被判10年，本身經不起推敲。
首先，保姆把手機藏在廚房里，算不算偷，有待商榷。如果真正想偷，保姆完全可以一跑了之。其次，保姆把手機藏起來，是因為雇主欠薪在前。保姆怕雇主不付薪，藏手機以備不測。這只是討薪的一種手段，拿雇主手機作補償，是一種樸素的本能，何罪之有？第三，以該保姆的閱歷，根本不知道手機值6萬元，也不存在從主觀上占有他人巨額財產之意，怎么能判10年重刑？畢竟，其主觀上沒有盜竊價值如此巨額財產的故意，故不能適用刑法關于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規(guī)定。第四，雇主說手機值6萬元，是什么時候買的，現(xiàn)在打折值多少，理應厘清，不能以原值充當現(xiàn)值，否則，據此量刑，豈不冤枉人？第五，有社會名流同情該保姆，愿意為她提供幫助。特別是有律師愿意為她提供免費法律服務，足見，該判刑存在不公，且有待商榷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明確規(guī)定，“工資應按月支付”，乃法規(guī)上的鐵板釘釘。該雇主欠薪，為什么不被依法查處？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不成？
更值得一提的是，“只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早已不絕于耳。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娛樂等公款消費，有多少被問責、被判刑？殊不知，“一支煙，二兩油；一頓飯，一頭牛；屁股一坐，一棟樓”。還有貪污受賄6萬元以上的，即使被舉報發(fā)現(xiàn)，還不是一退了之，連受處分的也沒幾個，談何被判刑？推廣應用至立法量刑時，不能對官員違法行為量刑過寬，對老百姓違法行為量刑過重；否則，讓老百姓難以心服口服。
判罰依據手機
背離法律原意
我注意到，有人稱保姆張蕓的行為不算偷竊，因為雇主拖欠她的勞務費在先，亦即錯在前，若無拖欠保姆的工資，也不會引發(fā)保姆暗地占用雇主的手機，一句話：“張蕓的行為只能說是拿。因為欠人家的錢不還，就要拿東西來補償，這是天經地義的”。我認為，這種說明還是有些情緒化，明顯偏頗，因為雇主拖欠工資在明處，保姆盜竊別人財物在暗地，何況雇主所欠的40天工資離手機的價值還有較大距離。若不法律懲戒此類行為，將對類似行為造成負面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蕓的盜竊行為是基本能確定的，受到法律懲戒也是應該的。但僅據較為粗略的相關報道來看，我個人認為，當地司法機關還是判得過重了。作為公訴方的當地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表示，雇主欠款一事沒有相關證據，即使欠款行為屬實，也不影響她的罪名和量刑。我認為這樣說還是有些武斷，盜竊數額應該以對盜竊對象的認知情況為依據。因為市場上一般的手機價值也就是幾百元到幾千元，不久前各地市民通宵排隊所搶購的一臺“愛瘋死”手機，也不過五六千元。
所以，以手機最后的作價鑒定六萬多元為判罰輕重的依據，更像是唯結果論和公式套用型的判案方式，與法律懲惡揚善的立法原意和判罰公平公正的基本精神明顯背離。法律是剛性的，但在剛性之下不妨投以柔性目光。這就需要對這部手機的當前價值予以合理評價。但不管咋說，以頂格6萬元這個數額特別巨大來量刑，實在是出手過重了。況且，能買6萬元手機的超富人家，如此拖欠弱者工錢，有一股“只剛不柔”的“以勢欺人、以錢壓人”的怪味。
建議
比照天價葡萄案理應輕判
許多人將這一案件與2003年發(fā)生“天價葡萄案”相提并論：2003年8月7日晚，在北京市打工的農民李連朋等4人來到一葡萄園偷摘食葡萄，誰知，他們所摘食的葡萄竟是林果所投資40萬元、歷經10年培育研制的新品種。許多網民因此認為，應當比照“天價葡萄案”對保姆張蕓從輕處罰。
細致說來，“天價手機案”與“天價葡萄案”還是有許多不同：一是“天價葡萄”的價格難以確定，因為在市場上并沒有相應的定價，且間接經濟損失是否要計入也存在爭議，因此葡萄價格認定從最初的40萬到1萬多再到幾百元，而“天價手機”卻是有明確的定價；二是“天價葡萄案”因為存在價格爭議，甚至涉及到罪與非罪的問題，而“天價手機案”中，大家對張蕓構成盜竊罪并沒有太大的爭議，只是認為量刑過重；三是在“天價手機案”中，存在“雇主拖欠工資”的爭議，而“天價葡萄案”中并沒有存在這樣可以酌定從輕的情節(jié)。
但從本質上，兩者是具有相同點的，那就是犯罪嫌疑人對被盜竊對象的價值有明顯的認識錯誤時，而且憑一般人的常識判斷，無法知道被盜竊對象的價值是特別昂貴時，是否依據他所盜竊的對象實際價值來對他定罪量刑。
從刑法對犯罪打擊上看，刑罰處罰要依據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不能僅僅憑借結果來處罰罪犯，而應當結合他主觀上的故意和認識程度。一個人偷了一個實際價值幾萬元的手機，但她認為只是幾千元的手機而且無從知道手機會是價值幾萬元，她的主觀惡意就是要占有幾千元的東西，對其以幾萬元的數額標準進行處罰，就顯得不正義。況且，這個案件是不是存在“雇主拖欠工資”的酌定從輕情節(jié)還值得深究。我主張對保姆張蕓在盜竊6萬多元的數額基礎上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評價
消除公眾質疑
欠缺五個解釋
保姆張蕓偷竊雇主手機，確實已經構成了盜竊罪，這是毋庸置疑的！一方是雇主，一方是保姆；一方是使用6萬多元手機的貴人，一方面是身無分文的農婦。強弱雙方非常明顯！在強弱雙方懸殊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判決結果傾向于強勢一方的時有發(fā)生，你看：天價過路費案、羊毛衫天價罰單案、天價葡萄案等在涉案物品價值認定上都是偏向了強勢一方，在民意的質疑下，以重新認定涉案物品改判而告終。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質疑保姆偷手機判10年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要消除公眾的質疑，有關部門至少應認真回應五個問題：雇主的手機是什么時候買的？雇主購買手機時的價格是多少？現(xiàn)在市場上這種型號手機的價格是多少？雇主手機現(xiàn)在的評估價格是多少？判決時雇主手機的價格是如何核算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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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雇主拖欠工資 保姆偷手機判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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