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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風沐雨五十載 輝煌科研強國夢

——訪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倪光南

文：陳穎 宋迪

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之年的倪光南院士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身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衫，戴了一副無框的厚片眼鏡，精神矍鑠，笑聲爽朗，很是健談。他沒有專家的“嚴肅”，也沒有名人的“氣派”，在倪光南院士身上，更多的是一位學者的儒雅風范，一位前輩的和藹可親，辦公桌后方的櫥窗里密密麻麻地排放著各類書籍和榮譽證書與聘書。

1961年，倪光南畢業于南京工學院無線電系，也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畢業后的倪光南進入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在那一刻，倪光南在心中喊出了那個時代年輕人共同的心聲：祖國，我們準備好了！

2011年，五十載風雨科研路，承載了倪光南的無數心血與夢想。他曾參與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臺計算機的研制。并曾擔任中科院計算所公司（聯想集團前身）和聯想集團首任總工程師，首創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主持開發的聯想漢卡、聯想系列微型機，分別于1988年和1992年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被遴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信息社會蓬勃發展的今天，倪光南院士仍然密切關注著我國信息產業的發展，他說：“我們應該充分抓住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機遇，不僅僅是信息大國，還要爭取成為信息強國。”

科研生涯的“第一站” 1964年，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的大型通用數字電子管計算機119機研制成功，平均浮點運算速度每秒5萬次。參加研制的科研人員約有250人，倪光南也位列其中，可以說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一站”。

1961年，以全5分的成績畢業的倪光南進入了中科院計算所，被分到了第六研究室（外部設備室）。當時恰逢計算所正在全力投入吳幾康先生領導的“119型計算機”的研制，是最需要人才的時候，所里為了研制“119型計算機”，專門設立了第八研究室，分為運算控制、存儲器、外部設備、電源通風等幾個組，倪光南也從六室調到了八室，參加外部設備調機。調機實行“四班三班倒”制度，每個組的人員按照分成三班，從早上8點開始，每8小時換一班，晝夜不停地進行調機工作。

在1959年到1961年，中國遭受了嚴峻的自然災害，在研制“119型計算機”期間，中國的國力仍然沒有恢復，因此當時科研人員的物質環境也相當艱苦，“一天一斤糧食，但是三班四班倒，一天有的時候要吃四頓飯，我們根本吃不飽。”倪光南院士回憶道，“晚上一般就吃些玉米糊，因為玉米糊容易吃飽。當時一些人在小腿上按一下就是一個坑，這是營養不良造成的浮腫。”

“雖然當時的條件相當艱苦，但是我們的信心非常充沛。”倪院士笑道，“所有人都有一個為國增光的信念，而且當時國家正在研制‘兩彈一星’，我們這第一臺自行設計的計算機也是要為‘兩彈一星’服務的，有助于解決‘兩彈一星’的一些重大計算問題，所以大家也感覺到身負很重的歷史使命。”

由于倪光南表現突出，參加調機一兩個月后，就當上了值班班長。在回憶當時遇到的困難時，倪光南院士還說道：“中國當時還沒有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基本都是改行干計算機的。我是學無線電的，還有一些人是學電機的，學物理的，學數學的。所以一切都需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

在1964年4月，119機交機，倪光南被評為計算所先進工作者和中科院北京地區先進工作者，成為所里小有名氣的“業務尖子”。

倪光南院士還記得：“當時的119機由幾千個真空管組成，耗電非常大，一個計算機加上供電、冷卻設備等等，有一個籃球場那么大。這是現在難以想象的。”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臺現代電子計算機“埃尼阿克”（ENIAC）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1955年10月退役后被保存在華盛頓特區的史密遜安學會。但是當年的我國第一臺自主設計的計算機并沒有完整保存下來，倪光南院士至今仍然覺得非常可惜。

輝煌科研五十載中關村是北京的高科技中心，也是中國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被稱為中國的“硅谷”。改革開放的創業初期，技術人才在中關村占據著主導地位。中關村的輝煌，離不開一批批科學工作者在技術創新上的研究與探索，他們把知識變成社會財富，為中關村的成長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上演了一個個中關村技術立業的傳奇。

聯想漢卡、聯想微機以及聯想通信，是倪光南最得意的三項科研項目。倪光南在聯想集團擔任首任總工程師期間，首創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主持開發的聯想漢卡、聯想微機，分別于1988年和1992年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而聯想通信，雖然由于倪光南離開聯想而不了了之，但是與聯想同時起步的華為，在后來取得的成功，也證明了倪光南當時的科技決策是正確的、有遠見的。

聯想漢卡的成功是有機遇的，倪光南談道：“當時中國有一個說法，因為漢字很難進入計算機，很難處理，所以就是說漢字會拖中國計算機發展、信息化發展的后腿。甚至有人認為要用拼音來替代漢字，這可是關系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的大問題，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

而且，1961年，倪光南在中科院計算所第六研究室的輸入組工作，與漢字處理、漢字輸入息息相關，身在這個崗位上，“我們理所當然應該這么做”。

當時第六研究室的黨支部書記兼主任是王中田，他與一般黨政干部的最大不同在于，對技術有著強烈的興趣。他不滿足于只是做黨政領導工作，同時要求自己了解、精通具體業務。至今，倪光南仍然非常感謝他：“我們不只是領導被領導的關系，還是很好的朋友，他很支持我做一些創新工作，讓我爭取研究出新的輸入技術。”可以說，聯想漢卡的成功與王中田的支持密不可分。

從此以后，倪光南開始了研制計算機新輸入技術的苦旅。他認為，要改進計算機輸入，應該依靠計算機本身，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目標：計算機輔助漢字輸入與用計算機識別文字。前者最終發展成為產業化的聯想式漢字系統，后者則發展成為手寫文字識別機，不過只停留在成果階段。

1988年，由倪光南主持開發的聯想漢卡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而此時，倪光南并沒有來得及體會獲獎的喜悅，便投入到聯想微機的開發中，他領導的團隊日以繼夜地工作，設計出當時指標先進的聯想286 微機，趕上了1989 年3 月在德國舉辦的CeBIT（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及通信技術博覽會），首次在國際市場上推出微機主板和擴展卡，1990 年，在國內推出了聯想系列微機，1992 年和1993年分別推出中國第一臺486 和586 微機。在倪光南主持下的聯想微機開發部門，依靠自身的研發能力，使得聯想的新產品在中國推出時間都超出在華的跨國公司半年左右。聯想系列微型機于1992 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可以說，在漢卡準備“落幕”時，聯想微機“異軍突起”，完成了聯想漢卡到聯想微機的產業與技術雙重意義的華麗轉身。當聯想微機在國內領先時，倪光南又看到了計算機和通訊融合的歷史機遇。為此，他立項開發聯想程控交換機，使聯想進入了通信領域，經過二年，羅爭領導的聯想程控交換機事業部就成為公司的第二大部，僅次于楊元慶領導的微機事業部。1994年7月，聯想和華為同時拿到了程控交換機入網證，成為中國通訊領域的兩匹“黑馬”。但倪光南不當總工后，聯想的程控交換機事業部沒能繼續做下去。而當時各種條件遠不如聯想程控交換機事業部的華為卻堅持了下來，最終取得了成功。美國著名商業雜志《Fast Company》評選的2010年全球最具創新力公司50強中，華為位列第5。

在談到兩次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感受時，倪光南院士的回答質樸而感人：“獲獎，不過是對已做的事給一個評價而已，重要的是以后的事。我漢卡獲獎時在忙著在開發聯想微機，聯想微機獲獎時又在忙著籌建聯想通信。獲獎的時候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回顧，而是更多地想如何搞下一項研發。”

現在，雖然倪光南院士已經退居二線，但是仍然非常關心信息產業的發展，積極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他感慨道：“新一代信息技術主要還是要靠年輕人，不像中醫，大夫越老越好。不過我們有很多經驗，我們還可以為一些企業、一些年輕人提供方向、方法上的幫助。”

中華文字統一操作系統平臺倪光南院士作為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理事長，聯想漢卡的主持開發者，對于中文信息處理的發展向來極為關注。

倪光南院士認為，互聯網的興起對中文信息處理提供了新的契機。現在，我國網民數量世界第一，互聯網上的中文信息量越來越大。如果說，過去只有少數人關心中文信息處理的話，那么現在進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時代，大量網民都要用中文信息，對于中文信息的搜索、翻譯、交互、理解等等應用都有很大需求。中文信息處理技術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國家對這方面的工作還亟待加強。”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55個少數民族約占全國總人口數的8%，分布在全國50-60%的土地上。很多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這些語言文字與本民族生存發展息息相關，對于中國的統一穩定、和諧發展更是息息相關。

然而，近年來，西方一些組織、企業相繼開發了一些具有中華文字功能的系統軟件，擠占中國市場。而這些軟件的核心技術我們并不掌握，嚴重威脅到了我國的信息安全。我國還沒有建立成自己的中華文字操作系統平臺，各民族的信息化發展“各自為政”，缺乏統籌規劃，難免導致低水平重復，標準不統一，資源無法共享，這也大大阻礙了民族文字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而且將擴大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數字鴻溝。

在這次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西北民族大學教授于洪志提出了在“核高基”專項中設立“中華文字統一操作系統平臺”課題的建議。倪光南院士對此極為關注：“中國作為多民族的國家，如果要消除數字鴻溝，構建和諧社會，我國必須要開發統一的中文操作系統平臺，這可以叫‘中國操作系統’。”倪光南院士強調在實施的過程中，“國家應該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投入足夠的財力人力，統籌規劃項目。據估計，整個項目的70%是共性技術，這個應該統一來做，而對于真正涉及每個民族語言特性的部分就交給這一領域的專家來做，這樣性價比最高。”

倪光南院士還認為，這一舉措不僅僅具有社會效益，也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中國13億人口，4.57億的網民，將來還會增長，這都是市場。”而對于少數民族而言，“因為大量的技術都是共性技術，所以為每個民族語言開發的費用也不會太多。”

軟件是信息社會的制高點多年前，倪光南院士便認為軟件與信息服務業（即軟件業）是中國最有希望的產業。時至今日，這種信念仍然沒有改變。“軟件是信息社會的制高點。”這是倪光南院士對軟件業的殷切期望，“國家把新一代信息技術排在了戰略性信息產業的前位，這是極其正確的。”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實現軟件業務收入13364億元，同比增長31%，年均增長率約為36%，占電子信息產業的比重由 2001年的6%上升到18%。而在全球軟件與信息服務業中，所占份額由不足5%，上升到超過約15%。2010年，軟件產業規模已經超過日本、印度和韓國，但是距離美國與歐盟仍然有很大距離。而2009年，我國軟件人才總量便已超過印度。

“中國目前擁有最大的用戶群體，根據科技部的統計，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也是世界第一，”倪光南院士認為，“中國目前有人才和市場兩大優勢，而且現在是第二大經濟實體，中國軟件人員創新能力也很好，完全可以建立自主軟件產業體系，而不是單單做離岸服務外包。”以軟件產業較為發達的印度為例，軟件業的主體是軟件服務離岸外包，即接受以美國為主的外國的發包業務為主，它的內需市場所占比重很小。“而中國則不一樣，中國軟件業的最大特點是依靠內需市場的拉動。當然，也不是說不做離岸外包，而是說不能以它為主體。”倪光南院士說。

“中國完全有能力將軟件業做到世界水平，但是還需政策方面的引導與重視。”倪光南院士以為。2010年，北京市強調經濟轉型，汽車業可能受到搖號的限制而萎縮，加上環境的要求，北京市現在把軟件和信息服務業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是完全必要的。倪光南院士在做北京政府參事期間便極力建言，推動北京軟件業的發展，“北京的軟件人才占到全國的三分之一，還是市場的集中地，非常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軟件中心。”

“中國企業還是很努力的。”倪光南院士提出自己的想法，“中國的科技人員工資低，工作時間長，科技人才性價比是很高的。所以2008年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外公司在本地的研發中心都出現了萎縮，但在中國的研發中心卻是成倍的增長。中國的比較優勢不是只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方面，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更有比較優勢。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市場優勢和人才優勢。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觀，高度重視和大力發展軟件業。”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發表演講時指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礎。我們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倪光南院士認為，貫徹胡主席提出的戰略，中國一定會迅速強盛起來。

2010年底，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簽署命令，批準了俄聯邦行政機構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將其信息系統轉用自由軟件的預算計劃。俄政府的這個五年計劃是借助行政命令將其信息系統從使用私有軟件轉換到使用自由軟件。計劃首先強調對聯邦公務員的教育和培訓，以期改變人們的觀念和使用習慣。計劃詳細規定了在五年中需逐步實施的14項技術任務，從易到難，循序漸進，每一項都有明確的目標、實施期限和責任部門，操作性強。此外，還規定了財會等非技術方面的支持，并要求為下一個繼續推廣自由軟件的計劃制訂新的俄政府命令草案，將它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貫徹下去。

“俄羅斯對軟件業的支持力度就明顯比中國要大，去年底，普金就簽署了命令，在接下來的五年里，要將政府信息信息系統轉用自由軟件。”倪光南院士提到。

普金的命令中所指的自由軟件是泛指與私有軟件相對的、源代碼開放、不需購買許可證的軟件。在中國，它們被通稱為開源軟件；在歐盟，它們被通稱為自由和開源軟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Linux操作系統軟件。

“俄羅斯的國產軟件比較弱，所以就直接用開源軟件，而中國的國產軟件，包括本國企業的開源軟件發行版都比他們強。我們的政策還是要鼓勵自主創新，政府也要大力支持。比如政府正版軟件采購，在2004年關于政府機關使用正版軟件的文件上寫得很清楚，凡國內能夠生產供應的，要采購使用國產軟件。但是到了2010年，就不寫這一條了，雖然我國《政府采購法》以及與WTO的關系都沒有變化，但這樣一來，某些地方軟件正版化變成了軟件進口化，八成以上采購經費落入外國跨國公司。”

“要知道，這是關系到信息安全的問題，國家安全基于信息安全，未來是信息戰，不要動一兵一卒，就可決定勝負。”倪光南分析道，“中國可能也需要強制推行政府使用國產軟件，政府和重要信息系統不能用外國的信息平臺，要保障信息安全必須用自主可控的國產平臺。而目前來看，這方面美國是處于壟斷地位的，IT巨頭如IBM、微軟、蘋果、谷歌等等都是美國的。”

從信息大國到信息強國倪光南院士在談到過去一年信息產業方面的一些感受時說到：“現在信息產業的發展勢頭很好，信息產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柱之一，我們有著很多得天獨厚的客觀優勢。我們有最多的科技人力資源，最興旺的市場。我們應該充分抓住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機遇，爭取從一個信息大國發展到一個信息強國。”

“在認識到自己的優勢的同時，還要有緊迫感。”倪光南院士認為，“這個機遇不能靠等待，必須自己努力爭取。”

倪光南院士畢業至今，風雨兼程五十年，一直堅持走在信息產業這條道路上，對于現在的信息產業發展狀況，他提到：“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三網融合等等都是現在新一代信息產業的熱點，相當清楚地反映了現在的發展趨勢。”

今年我國的“十二五”規劃中，明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國家未來重點扶持的對象，其中信息技術被確立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將被重點推進。

對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在接下來的五年中的發展方向，倪光南院士認為在信息領域，準確的方向是很難預測的，但是趨勢還是可判斷的，比如上面說到的幾個趨勢都是很明顯的。“信息技術將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對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機會。我們要發揮后發優勢，積極轉變發展方式，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要不斷進行創新。”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瞄準信息產業，進行創業。倪光南院士傳授了自己的經驗：“一定要踏踏實實，不能急功近利。因為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的優秀公司，往往都是十年磨一劍，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成功，像現在的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這些互聯網公司，都是國際水平了，但是它們都經歷過互聯網的低谷，熬過來了。”對于像諸如facebook的一夜成功的創業案例，倪光南院士認為：“這恰恰說明了‘機遇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這一亙古不變的道理，必須得有準備，才能厚積薄發。商業模式上的創新很重要，當然，商業模式是較新的概念，范圍非常廣泛，值得探索和創新。”

在問及這么多年為何堅持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時，倪光南院士覺得這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情，他笑著回答：“我就是這一行里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行業，總是有很多事情讓你去不斷認識它，它不是停止不動的，它是一個朝陽行業。而且我個人的興趣也在此，這個行業也很有意義，不論對社會、對經濟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