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平投資董事總經理孫強在VC/PE這一行已經干了17年，這17年全部在中國，也全部在華平投資。讓他引以為豪的除了一些投資案例，還有他發起創建的中華股權投資協會(CVCA)。如今，CVCA已經發展整整10年，會員超過100家，其在行業自律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建樹為人稱道。
回憶起當年為何要搞這樣一個協會，孫強坦言這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美國風險投資協會(NVCA)的經驗。上世紀70年代NVCA成立時，華平就是創始會員。孫強認為， VC/PE在中國是新生事物，政府的政策、相關的稅收、外匯、并購等政策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個行業協會來溝通、協調，以便優化VC/PE行業公共政策。同時，這個協會也能對它的會員起到一定的自律作用，制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則，促進會員單位自發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近10年來，國內VC/PE行業取得長足發展，從中央到地方，相關的行業協會也發展起來。但CVCA卻因為市場化的組織方式和服務會員的定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不管是早期的紅籌返程收購，還是去年的VIE，以及近期的“浮盈稅”，CVCA都曾組織業界與政府主管部門積極溝通，或及時向相關部門了解情況，并反饋給會員單位。這種快速響應很好地潤滑了會員單位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
如今，孫強在CVCA擔任執行副理事長，現任理事長由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張懿宸擔任。為了保證“平滑過渡”，在現任理事長任期結束前選出下任理事長。CVCA在6月18日的十周年慶典上宣布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為下任理事長。
作為注冊在香港的非盈利組織，CVCA目前只有8個專職工作人員，忙不過來的時候也會有會員單位的同事來幫忙。“CVCA是完全自發、自治的，正如下任理事長趙令歡先生提出的那樣，我們的目標是做大中華地區最具代表性的VC/PE行業協會。”負責日常管理的CVCA總裁隋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自律與正向激勵
孫強開始他的VC/PE生涯時，國內并沒有多少人對這一行有足夠的認識。然而短短幾年，中國的VC/PE機構已經發展到七八千家。“美國是從硅谷的高科技風險投資起家，用了十幾年時間才發展到1000家機構。”孫強說，“后來又有了專門做并購的基金，比如KKR、TPG等，每一家都是特色鮮明。但中國的情況卻是一窩蜂炒作Pre-IPO，不重視企業的核心價值。這樣的短炒式投資，經過目前嚴峻形勢的大浪淘沙，一定會有一輪洗牌。”
Pre-IPO投資本身并沒有問題，問題在投資者并沒有給被投企業帶來價值，而是一味追求盡快套現。“中國市場的新股上市賺錢太容易，于是各種有關系的人都設法進來炒一把。但他們的投資理念就不對，整天想著找一些似乎要上市的企業，推動它們在一年內上市，而且為了保證上市賺錢，再加上一個對賭協議。”
在孫強看來，這種做法實質上是股東利益的轉移，其投資者所能提供的唯一價值可能就是幫助企業盡早通過證監會的IPO審核。“這種沒有理念、沒有分析的投資模式，很快會被淘汰掉。”孫強說。
新進入PE的投資人的心態也存在問題。由于國內缺乏成熟的機構LP，大量的PE基金實際上是在通過私人銀行、第三方理財公司等渠道向民營企業家等“高凈值”個人募集。這樣的基金不但成本高，LP的實際出資能力也要打上問號。有的個人客戶可能只有1個億的可投資金，2000萬投了PE的首期募資，另外8000萬拿去炒樓，等到基金需要call capital(催繳承諾出資)的時候，他就沒錢了。
以上種種問題，孫強稱其如同潛伏的絕癥。“PE基金的整個周期一般是7年，這么長的周期里很多問題就被掩蓋下來，GP還有管理費可以拿，但是到了最后兩年見收益的時候，如果一方面沒錢可分，另一方面新的基金又沒募集起來，資金鏈一斷，各種問題就會出現。”孫強不無擔憂地說。
事實上，已經有人將國內迅速膨脹的各類理財產品比作“中國式的次貸”。這其中，那些沒有經過嚴謹盡職調查的資金信托可能最先暴露風險，而投資過于急躁的部分PE也同樣處于險境。目前證監會待審的IPO項目700多家，以當前的發行速度至少要消化兩年半，更多的未申報企業的等待就更加漫長。如果有PE過去兩年內高價拿了Pre-IPO項目，卻遲遲等不到上市，其壓力可想而知。
當前，國內相關政府部門對VC/PE的引導還停留在比較早期的階段。政府部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擊“非法集資”，有的地方則因為擔心“系統性風險”而改變了過去對VC/PE的優惠政策，甚至大幅度收緊備案政策。在不少機構看來，要改變行業的深層次問題，需要自律和一定的自我管理。
孫強坦言，自律其實并不容易，它需要從業者有一定認知和自控能力;但自律又十分必要，它與行業的成熟度相輔相成。“我們當時想搞協會，就是覺得單個公司的聲音沒有號召力，也缺乏公信力。有了一個會員眾多的協會，既能秉持公心，影響也會更大。”孫強說。
隋梅則透露，CVCA制定了一個會員的行為準則，雖然條款很原則性，但是代表了行業里面希望規范發展和良性競爭的聲音。
除了合規守法之外，行為準則要求會員秉持創造價值、價值投資和可持續發展的投資觀念，為企業和社會創造價值;遵守與基金投資者之間的合約，專業、謹慎和盡職地管理基金等。這些準則雖然不具有實際約束性，但在一個自發組織、會員自我管理的行業協會內部，卻有正向激勵的作用。
隋梅告訴記者，CVCA的理事單位都是大中華區有影響力的機構，這些機構的合伙人本身也都是行業領袖，他們盡管工作繁忙，仍然對協會的工作傾注了心血。通過為會員單位提供高質量的服務，CVCA也贏得了會員的肯定，這也使得自律倡議更容易得到響應。
監管與公共政策博弈
行業自律與政府的監管相輔相成。配合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監管原則也是CVCA的重要任務。
“協會成立后，碰到的第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有關外資收購的商務部10號文。”孫強回憶說。
2006的10號文堵了外資VC/PE常用的紅籌收購模式，對行業的投資運作產生重大影響。在孫強等人的策動下，會員單位聚到一起，共同分析問題、商討解決辦法。“大家辯論得非常激烈，在黑板上又寫又畫，最后集思廣益，起草了一份給政府的文件，送交了相關的部委。”孫強說。
此次“上書”得到了充分重視。商務部、證監會、國稅總局、發改委和科技部等多個部委的官員派人與CVCA會員面對面交流，征求行業意見作為決策參考。最終，外匯局出臺了“75號文”，規范化了外資VC/PE機構投資和退出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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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CVCA十年：影響公共政策的PE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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