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似乎陷入了一個死結，這些問題剪不斷，理還亂。而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平衡通脹、增長和轉型三者的關系。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平衡通脹、增長和轉型三者的關系問題。這三大問題互相糾結，似乎很難兼顧。我們認為靠原有的制度很難實現三者兼顧，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新興加轉軌的大國，制度改革和創新將有助于破解“不可能三角”問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在政策得當、沒有大的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全年經濟不悲觀，將保持高增長、高通脹格局，預計GDP（國內生產總值）為10%，呈現U型走勢；通脹為4.9%，呈現倒U型走勢。中國經濟有望在三四季度之間走出小滯脹，迎來小復蘇。
上半年最流行的一個詞就是糾結。中國經濟似乎陷入了一個死結，這些問題剪不斷，理還亂。而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平衡通脹、增長和轉型三者的關系。屢屢能聽到的說法是，要轉型就要理順不合理的要素價格，通脹就要上行。要控制通脹，就要收緊信貸，增長風險增加。如若太在意增長，轉型就很難順利推進，而通脹也很容易反復，三大問題互相糾結，難以兼顧，中國經濟前景堪憂。1999年克魯格曼在總結國際貨幣制度缺陷時，提出了關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三者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定理，而穩增長、控通脹以及促轉型，已經成為當下困擾中國經濟的不可能三角。
這樣的分析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三大目標之間矛盾的一面，但過于簡單的分析難免使得問題限于極端，我們認為不應該把三大目標之間關系看得過于片面，中國經濟也沒有必要悲觀。就像任何經濟定理都有其成立前提一樣，在嚴格的經濟前提約束下，國際經濟學的三元目標確實難以同時實現。但由于在現實生活中，定理適用的前提并不完全存在，打破“不可能三角”并非不可能。擱置理論上的探討不談，在實踐中我們已經看到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經濟體同時做到了獨立貨幣政策、資本市場開放和浮動匯率體制。按照同樣的邏輯，在僵化的思維和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破解中國經濟的“不可能三角”是不可能的。但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新興加轉軌的大國，具有廣闊且多樣化的國內市場，存在大量的有待改善的制度空間，完全可以通過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破解中國經濟的“不可能三角”問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破解之一：
通脹和轉型的困局
通過理順要素價格，改變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基礎，是促進經濟轉型的關鍵。但是廉價的要素價格、廉價的勞動力價格的改變，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相關價格的上漲，使得通貨膨脹水平上升。
要處理好通脹和轉型的關系，需要同時做好兩個方面，一是漲價有理，但還要漲價有度。要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企業和居民的承受力設計好價格改革的進度。既不能因為害怕價格上漲而不調價，也不能盲目搞價格闖關造成物價飛漲。就當前的實際情況看，電力、成品油等重要生產資料價格改革，是促進企業節能減排和增長方式轉型的突破口，應該堅定不移大力推進。而部分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幅度偏大，并且有跟風漲價的苗頭，應該予以適當控制。
二是提高居民和企業的通脹容忍度。提高通脹容忍度，并不是把每年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調控目標從3%提高到5%這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增強居民和企業應對物價上漲和成本沖擊的能力。與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其他金磚國家相比，我們的通脹水平并不高，為什么居民和企業反響這么大？原因之一是各種制度不完善，居民和企業缺乏應對物價沖擊的屏障。對居民而言，這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應該通過減稅、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補貼力度等，提高居民抗通脹沖擊能力。對企業而言，一方面，在釋放成本壓力的同時，應通過降低營業稅、增值稅等減稅措施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的抗通脹沖擊力，另一方面，應鼓勵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產業升級，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從根本上提高企業抗通脹沖擊能力。
破解之二：
通脹和增長的困局
通脹和增長的典型困局是治理通脹，收緊信貸，影響增長，引發金融風險。要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魔咒，核心是改變增長過于依賴銀行信貸的情況。在社會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信貸的情況下，旨在控制通脹的貨幣緊縮很容易造成經濟大的波動；如果降低信貸融資在社會資金來源中的比重，在經濟過熱、通脹壓力加大時既可以通過貨幣緊縮來為經濟降溫，也能夠避免對社會資金影響過大而導致經濟大的波動。
首先是加大直接融資的比重，形成多元化的融資結構。由于企業規模、所處的生命周期、行業性質、所需要的資金規模不同，需要的金融市場結構也不同。信貸資金一般應用于補充短期流動資金，中長期的投資資金一般應該從資本市場籌集。對大企業而言，憑借良好的資質，可以通過上市、發行公司債券等籌集資金；對中小企業而言，宜通過中小板、創業板，以及通過鼓勵產業基金等方式融資。
其次，在解決融資平臺問題的基礎上，開辟地方新的資金來源。與企業資金緊張狀況一樣，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面臨著嚴重的資金問題。當前需要從四個方面解決地方政府的資金困境。一是妥善解決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根據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統計，目前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規模大概在10萬億左右，其中有2萬億-3萬億不良債務。考慮到地方債務形成的合理性，可借鑒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剝離的方式，由中央、地方政府和銀行三方共同承擔不良資產的損失。二是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從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看，美國等發達國家都是以直接融資為主，即使是在間接融資占比較高的日本，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中，地方債也占有20%左右的比重，但是在中國，通過債券籌集的資金僅占不到1%。應盡快通過預算法修改，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來為基礎設施建設籌集資金。三是變土地財政為國有資產財政。土地僅僅是政府的資產之一，而不是全部，過去十年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使得土地財政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在房地產調控，土地財政負面作用太大的情況下，可通過政府掌握的其他資產例如國有企業資產、外匯儲備等的經營籌集資金。四、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改革財稅制度，形成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后，形成了財權上交、事權下放的格局，也正是這種格局導致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資金來源，導致地方政府違規集資和債務膨脹。因此，應盡快改革不合理的稅收制度，為地方政府收入穩定增長提供基本保障。
破解之三：
增長和轉型的困局
從長期看，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助于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但從短期看保增長和促轉型矛盾明顯。要改變增長方式，就要改變不合理的要素價格結構和分配結構，這將增加企業成本，影響經濟增長。同時，增長的驅動力從外需轉向內需、投資轉向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增長速度的放慢。但是從動態的角度看，完全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將二者統一起來，通過轉型來推動增長。
一是變二元經濟的劣勢為優勢，把中西部和農村打造為新的增長動力。由于發展的不同步，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形成了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城鄉二元結構，一個是東部和中西部的二元結構。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西部加快發展的過程既是經濟轉型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要求，也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從而在經濟空間結構上實現了促轉型和保增長的統一。二是把投資和消費結合起來，以投資來促消費。從國民經濟核算來看，消費多了，能夠用于投資的儲蓄就少了，二者似乎是對立的。但是考慮到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住行等服務性消費比重不斷提高，而這部分消費大多需要相應的消費條件做配套。假如能夠通過加大城鄉基礎設施、醫療衛生設施、文化娛樂設施、交通通信設施等條件的改善，為居民消費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毫無疑問這也推動消費的增長。因此，旨在改善消費條件的消費性投資也將成為以轉型促增長的新增長點。
立足于上面的分析，我們維持對中國經濟的樂觀判斷。并判斷中國經濟有望在三四季度之間走出小滯脹，迎來小復蘇。第一，關于通脹。根據我們對通脹分析的三維邏輯框架，我們依然認為通脹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全年CPI估計為4.9%，呈現倒U型走勢。高點在六七月份，10月份之后壓力會明顯減輕。第二，關于政策。伴隨著宏觀調控目標的基本達到，宏觀政策會擇機微調。觀察的信號包括：管理層對宏觀調控效果的進一步肯定、地方融資平臺清理整頓結束、項目審批進程加快、國有投資增速加快等。貨幣政策維持穩健基調，但是緊縮力度會降低。伴隨著通脹的穩定，利率和準備金率的調控接近尾聲，預計年內還將加息1次，時間點是6-7月份；準備金率的話，由于下半年資金回籠壓力不大，準備金率上調的頻率將明顯降低，預計上調2次左右，上調至22.5%；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繼續有序升值，維持年內升值到6.3，升值5%左右的判斷。第三，關于經濟。我們預計2011年經濟仍可實現高增長，預計GDP增速為10%，并呈現U型走勢。其中2-4季度GDP增速預計分別為9.5%、10.4%、10.2%。中西部、產業升級等轉型性投資對中國經濟推動作用正在明顯提升；第四，關于企業盈利。企業利潤增長有壓力，但并不悲觀。需求總體穩定有助于企業盈利穩定，預計全年工業企業盈利增速為26%，企業利潤不會出現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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