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華為、中興被美國政府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拒之于美國市場之外引發了業內眾多議論。而隨著議論的升級，美國企業思科也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其中，并被冠以此次事件“幕后推手”的角色。
其實筆者一直反感將企業的純商業行為與政府或者政治掛鉤，就像此次美國政府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中國的華為、中興進入美國市場參與市場競爭。不過，隨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的介入，這個事件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商業的范疇，而一旦超出商業范疇，筆者相信，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基本上已經沒有參與，哪怕是評判的能力了。而此時無端將思科牽涉其中的意義又在哪里呢？
筆者看了下國內媒體相關思科是此次事件“幕后推手”的報道，主旨還是因為思科懼怕華為、中興進入美國市場與其競爭，并列出所謂相關的主要論據。
思科CEO錢伯斯公開聲稱：“思科將在本土及全球市場與華為全面開戰。”；思科近日指控華為虛假陳述有關雙方2003年版權侵權案的事實，并發布了被其稱為此前保密的一份文件的部分內容，試圖用“抄襲門”，向外界質疑華為的創新能力；思科單方面宣布結束與中興為期7年的銷售合作伙伴關系等。
2012年4月，思科CEO錢伯斯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明確表明了思科這種心態：一方面指出華為是思科最強硬競爭對手，另一方面指責華為在知識產權保護和電腦安全等領域并非一直“按規矩辦事”。
不知道人們看到這些所謂論據會作何感想？不過筆者絲毫未看出這里面有什么思科“幕后推手”的痕跡，恰恰都是典型的商業博弈，完全是企業對企業的市場行為。既然是商業市場行為，自然就會存在指責與贊揚、公平與偏頗、創新與抄襲等策略上的博弈，就像不久前落幕的蘋果與三星的專利官司，不就是一方指責另一方抄襲，而另一方否認，最終對簿公堂，但終歸還是商業競爭范疇內的事情，與所謂的政治沒有絲毫的關系。
美國國會議員中有73位在思科集團中擁有投資。根據美國公開政治中心的數據，美國國會535名議員當中有319名都是百萬富翁，其中千萬富翁20余位，億萬富翁也有近10位。這些議員們的投資也都是公開的秘密，根據資料，美國國會議員中有73位在華為的美國最直接競爭對手思科集團中擁有投資。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去年在思科的投資就在60萬美元至130萬美元之間。
筆者實在不解的是，我們的媒體列出這些論據的目的究竟是想說明什么？也不想就此引申出更深的疑問。相信多數國人都會知道這背后折射出的東西和內涵。不過稍加補充說明的是，即便上述的信息是真實的，作為在思科擁有投資的議員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慮，在華為、中興一事上偏袒思科也是這些議員自己的事情，與思科無關，即便有關，也是這些議員在決定思科的命運，而不是思科左右這些議員的決定。
據最新消息，美國國會已啟動了針對華為和中興公司的第二輪調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在發布對華為和中興的評估報告后，又收到了更多的投訴，因此啟動了針對這兩家中國電信設備商的第二輪調查。不過業內認為，所謂的投訴很可能是華為和中興在美最大競爭對手思科聯合相關公司在幕后推動的。
筆者在此首先懷疑，作為思科一家企業是否在業內有足夠的影響力來說服其他的企業去投訴，當然該論據還是用了“可能”的字眼，在中國的文字中，“可能”的同時也意味著“不可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是不能作為證據的。
中國有句俗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指責美國政府將政治強加于我們的商業企業和商業行為，并以此有礙市場和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希望政治與商業分開，反過來，我們又將美國企業的純商業行為附帶上政治的色彩，二者有何本質的區別嗎？這不是與我們最初所追求和倡導的背道而馳嗎？
其實事件到此，無論是中國的企業華為、中興，還是后來被無端卷入的思科都是受害者。而筆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有那么一天，無論是中國的企業華為、中興，還是美國企業思科能夠在不受政府干預和左右，且遵守所在競爭市場商業游戲規則和相關法律基礎上的對等商業博弈，因為惟有這樣，產業才能不斷創新發展，這也是此次我們華為、中興據理力爭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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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孫永杰：華為、中興入美之痛思科之謀或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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