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石油紅利效應在敘利亞并未因為IMF錯誤的預測而產生太多變化，但是在其他方面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卻為這個世俗化程度很深的阿拉伯國家埋下了不安的種子。相比其他海灣與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在1963年軍事政變后，便開始實行世俗化的統治。包括穆斯林律法(Sharia)在內的各類宗教律法僅適用于境內各個宗教社群聚居地。這一特點則為其現代金融銀行改革提供了基礎，也為海外金融資本與金融資本私有化創造了條件。穆斯林律法禁止食利，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內，其銀行僅提供所謂“伊斯蘭銀行業務”(Islamic Banking)。由于無利可圖和政府監管，大規模的國際金融資本運作相對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境內的影響微乎其微。此舉保證了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內銀行資本的相對獨立性。而敘利亞在2006年開始的大規模銀行私有化改革，則為海外資本大規模進入提供了條件。在這眾多海外資本中間，來自沙特與卡塔爾的主權基金投資也不在少數。這同時也為2010年開始的境內動亂，提供了相對便利的資金流通渠道。
反對派陣營的性質
自1963年復興黨軍事政變上臺之后，作為一個少數族群的政黨，它便不斷受到來自遜尼派穆斯林與伊拉克移民等的挑戰。1964年在哈馬發生的暴動，便是直接由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領導的一次重要反抗運動。在此之后，敘利亞境內1967年、1973年，1976-1985年，持續不斷地發生由遜尼派領導的針對復興黨領導的武裝暴動。其中，1982年在哈馬的武裝暴動則幾乎將敘利亞推向了內戰的邊緣。在哈菲茲·阿薩德對這場武裝起義進行鐵腕鎮壓之后，復興黨針對遜尼派穆斯林開始改懷柔為壓制。這一政策，即便在敘利亞1990年代開始進行經濟改革之后也未發生動搖。
這種針對反對派的強硬政策，使得敘利亞境內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反對勢力分崩離析。特別是在1982年的流血鎮壓之后，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主的反對派勢力開始紛紛流亡海外。穆斯林兄弟會內部也主要分裂成為兩派，一派基地在英國，主張溫和的政治抵抗;另一派流亡伊拉克，仍舊保留其軍事組織。此外，在德國、美國、約旦等國家，都有這時期流亡出來的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組織。這一時期流亡海外的敘利亞反對派，主要包括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敘利亞共產黨、敘利亞庫爾德人政黨等，這些流亡政黨在很大程度上組成了目前敘利亞流亡海外的反對派組織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的雛形。
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目前共有230個成員黨組成。除了幾支在1980年開放黨禁之前流亡的老牌反對派之外，其余都是新近成立的敘利亞反對派。這些反對黨中，甚至有不少反對黨領導人來自于現任阿薩德政府內的異見陣營。與20世紀中期敘利亞境內由于暫時政治與戰略目標一致形成的同盟一樣，敘利亞國民委員會除了希望推翻阿薩德政府領導之外，并不享有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甚至在是否需要武裝推翻阿薩德政府這一基本問題上，委員會內部不同黨派之間，也存在著極大的分歧。另外，與利比亞過渡委員會不同，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的組成成員全部來自海外流亡人士。因此，一組織在敘利亞境內完全缺少必要的支持和社會影響。
另一支在暴亂時期形成的反對派聯合陣營是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這一組織的明確目標是尋求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合作，以求推翻阿薩德政府。2012年1月，在一份該組織和國民委員聯合向阿盟提交的聲明中指出，該組織明確拒絕一切來自外國對于敘利亞的軍事干預，但并不將其它阿拉伯國家視作“外國”。該聲明還提出，在阿薩德政府倒臺之后，敘利亞應成立聯合過渡政府，尋求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兄弟關系(brotherhood)。這一組織成員主要包括敘利亞的庫爾德反對派，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由于主導敘利亞反對派的兩個重要組織都具有非常明確的遜尼派穆斯林，甚至是更為極端的莎拉非主義影響，因此，這也就使得敘利亞境內包括基督徒、德魯茲派等在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社會上層，都對這場所謂試圖推行“民主化”政治的暴動持保守觀望態度。對于這群人來說，這場主要由社會下層激進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反抗，更像是一場暴動。在世俗化的敘利亞，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宗教自由、經濟自由得到了來自阿拉維派阿薩德政府的保護。而相比，在“革命”后的埃及、利比亞，甚至是突尼斯，相對保守的穆斯林政黨很快上臺的情形，也令大多數習慣了世俗化政治的敘利亞人感到不安。
此外，在這兩個主要反對派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政見差異，反對派內部，由于其成份為大量不同時期、因不同原因流亡海外的敘利亞異見人士，因而其政治目的也各自不同。這一點，在反對派內部就已經有了很明確的認識。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領導人哈桑·阿伯德爾·阿奇姆(Hasan Abdel Azim)在一份2011年10月發表的聲明中便指出，反對派陣營應當盡量避免其內部分裂。雖然，在一個松散的所謂尋求敘利亞政治民主化的目標之下，這兩派力量有暫時的合作關系，但兩者之間，包括兩者內部的分裂狀況，卻已然是事實。甚至由叛變軍人組成的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也在批評這兩支由流亡政黨組成的反對派組織里面，充滿了陰謀家與國家叛徒。由泛伊斯蘭主義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敘利亞國民委員會和由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主導的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之間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與20世紀上半葉，在反殖民目標促使下，兩種意識形態形成的戰略同盟一樣，都屬于非常脆弱的暫時聯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今天的敘利亞的動亂，更像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中東變局的延續。其核心問題，仍舊是巴以沖突以及穆斯林世界與世俗政治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兩種矛盾，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其本質都是無從調和的。充滿整個阿拉伯半島及周邊穆斯林國家的反猶主義情緒，連同遜尼派和什葉派根深蒂固的宗教沖突則是理解敘利亞周邊地區區域政治的關鍵。
在多方的壓力下，阿薩德政府的倒臺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即使阿薩德在這次危機之后得以繼續存在，該地區的宗派與民族緊張關系，也會因這一次動蕩而產生重要的結構變化。因此，與其繼續糾結阿薩德政府執政合法性，不如討論如何找到一個積極有效的方式，及時填補阿薩德世俗政府可能倒臺之后在這一重要戰略地帶留下的權力真空，并迅速應對在該地區乃至國際上所產生的戰略平衡變化。否則，這里將會成為21世紀的巴爾干火藥桶。( 作者系劍橋大學博士，現任教于阿聯酋扎耶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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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敘利亞民族宗教對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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